大明建国以来，言论就相对自由，客观上来讲，由于香港的存在，大明无法封锁所有的自由舆论，无法做到日本那样的严格新闻管制，主观上来讲，朱敬伦认为，舆论的引导和批评，有助于老百姓的现代性启蒙和释放社会矛盾压力。
你让人说话总比不让人说话的怨言要小的多。
而且这些年朱敬伦通过巧妙的周旋，始终让政府处在中立位置，并没有成为舆论批判的重点。
大明的舆论其实很有意思，最先开始办报的是一批新派人物，他们掌握了十多年的媒体话语权，后来传统士大夫也开始介入创办报纸，尤其是教育改革期间，新派对乡村士大夫进行了密集的文化垄断批判之后，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动办报，跟新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大论战。
他们围绕了大量思想和意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论战，主要集中在西化和变革上。
一批新派报纸已经开始了全面西化的鼓吹，而老派报纸则强调中国道德文化的优越。
两派谁也说不了谁，比较折衷的态度，还是满清洋务派那一套。
就是不能动传统思想的内……
(ò﹏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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